汪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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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精卫伪政权)

1940年-1945年
格言:“和平反共建國”
地位大日本帝国扶植的傀儡政權
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政權
首都南京
常用语言汉语粵語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神道教民間信仰祖先崇拜
政府
•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1940年11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立法院”“院长”
陈公博(1940年3月-1944年11月)
梁鸿志(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司法院”“院长”
温宗尧(1940年3月-1945年8月)
• “考试院”“院长”
王揖唐(1940年3月-1942年3月)
江亢虎(1942年3月-1944年11月)
陈群(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监察院”“院长”
梁鸿志(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顾忠琛(1944年11月-1945年7月)
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戰
• 建立
1940年3月30日
• 终结
1945年8月16日
货币中储券”(“直辖”地区)
“联银券”(“华北政务委员会”)
“蒙疆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前身
继承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年-1940年)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今属于 中国

汪精卫伪政權(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響應日本方面所谓“三次近衛聲明”而與日本合作设立的傀儡政权[1],正式名称依然号称“中华民国”,其政府号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执政党为汪精衛另立的所谓“中国国民党”,最高機關是所谓“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

汪伪政权合并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所扶植傀儡政权的辖地[1]。在名義上大致占有外蒙、江蘇淮海[注 1]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中原[注 2]福建(部分日本占領地區)等省份。北與偽滿洲國蒙古自治政府接壤,東臨近東海黃海,在西南則與重慶戰時國民政府形成戰綫。

汪伪政权1940年於南京市成立伪“国民政府”,起始由汪精衛擔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國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以陳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為主要成員;同年,與日本簽訂“日華兩國簽訂防共協定”“重光堂协议”等不平等條約,以承诺并允許日本戰後維持並拓張在華利益換得政權立足。期間,汪伪政权以“和平反共建國”等口號,與林森蔣介石所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日救國”分庭抗禮。在外交上,除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等《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承認為唯一的合法中国政府外,汪伪政权並無受到國際上的普遍承认,被視為是中國版的維琪法國。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陳公博任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伪政权隨即終結。

历史

背景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間先後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蒙古軍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等政權(详见华北分离运动)。而南京伪政权的領導人汪精卫原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人物,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独自对抗日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直主张对日妥协以换取时间发展。然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致认为如果对日妥协则必然亡国,故与汪精卫等对日妥协派时有间隙。

汪精衛出走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汪精卫决定响应近卫声明,携妻子陈璧君前往云南试图获取当地军阀——龙云的支持,意与日本军部里应外合,组建合作政府。然而,龙云在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劝说下一直不表态,这使汪精卫感到了警觉和疑虑,并在之后搭乘专机逃往法屬印度支那河内。蒋介石通过情报线人及龙云的汇报得知了汪精卫的行为,随后向汪精卫通过代信表示:“莫公开主和、莫与中央失去联系、莫要赴(担忧日本人对其控制)、可赴欧”等原则,以希望汪精卫不要与日本人合作。

但汪精卫继续坚持“和平路线”,并登报回应蒋介石。国民党随后于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各党内元老在会议中严厉斥责了汪的“卖国行为”,并通过动议革去其国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党籍。之后更有华侨代表如陈嘉庚等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将汪精卫的行径视作叛国罪并予以通缉。汪精卫随后派高宗武对日谈判,但进展甚微。高宗武回国后因病在香港修养,期间向汪寄去一封长信,信中称条约内容极为苛刻,建议汪精卫赴欧,不要同日本人合作。汪因此和平主义的信念有所动摇,随后便决定前往欧洲法国,不问政事。

然而,汪及密友曾仲鸣(其负责汪通往法国的门路)在越南河内却遭人密谋刺杀(是否为蒋介石指示则有争论),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汪伪政权成立

汪精卫随后于南京改组“政府”,稱為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接管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辖地,但是“临时政府”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發表“和平建國十大政綱”。日本政府對汪伪政权發表宣言:「決定給予全力協助和支援。」[2]:532成立之初,汪伪政权仍奉重慶林森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本人作「代主席」,兼領“行政院長”及“中國國民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同時有“五院院長”設置及“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恢復戰前一切體制”。

除了日本和伪满洲国最早承认汪伪政权為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之外,此時同樣承认汪伪政权為合法政府并與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納粹德國義大利王國匈牙利王國羅馬尼亞王國保加利亞王國丹麥保護国政府西班牙國克罗地亚獨立國斯洛伐克泰國

汪伪政权收回部分外國在華租界。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天津日租界等八市(福州、沙市等地的日租界其实并未真正设立)的日本租界。1943年7月,從維希法國手中收回上海法租界(由於天津及上海法租界效忠維希法國,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沒被日軍佔領,而汪伪政权能收回是因為歐洲的維希法國已於1942年11月被德國及意大利軍事佔領)。8月,從日本手中收回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起佔領的上海公共租界。10月,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日基本條約》。1944年7月,由於意大利戰敗投降已經一年,因此汪伪政权正式收回原屬意大利社會共和國天津意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意大利界區。

汪精衛國民政府提倡所谓的“泛亞洲主義”,和日本、“伪满洲国”及其他亞洲“國家”一起建立所谓的“東亞新秩序”(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儘管如此,因為日本和德國、意大利及其它歐洲軸心國成員為同一陣營,所以汪伪政权只特別針對英、美等盟軍作出負面宣傳,相反地對德、意等軸心國作出正面宣傳,其中「共和日報」曾讚賞德國科技、德國人為優秀民族和讚賞在納粹黨執政下令德國強大。除此之外,汪伪政权亦宣傳反猶主義,因為汪精衛及其伪政权都認為猶太人操縱英美等國謀求控制全世界,而且同意納粹德國反猶的態度。[3]

尾聲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於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陳公博為“行政院”“院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并於11月20日正式“就職”。陳公博“就職”時稱,將堅持奉行汪精衛手訂之“政策”,無論戰爭如何推移、時局如何迫切,都不会動搖。周佛海繼陳公博之後,於1945年1月就任伪“上海市市長”[4]

政權正式解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下午4時,陳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宣布取消汪伪政权及其所有機構,成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陳公博自任兩“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任兩“委員會”“副委員長”;由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存在了五年四個半月,最後終結[5]:893

地理及行政規劃

汪伪政权雖在名義上統有“華北政務委員會”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然而事實上僅直接管轄江蘇淮海[注 3]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中原[注 4]福建(部分日本占領地區)等省份南京上海漢口[注 5]廈門[注 6]特別市,再者,除了江蘇、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勢較為完整外,其他省區往往僅佔有少數;另曾設置浙東行政公署[注 7]、蘇北行政公署[注 8]及蘇淮特別行政區[注 9]等3個省級特别区。香港台湾为日本直接占领,不归汪伪政权管辖。

“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管轄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及北京(後改回北平)、天津青島等三個特別市;實際上尚管有河南省及江蘇長江以北地區[注 10];後另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第一直轄行政區[注 11]及“冀東行政公署”[注 12]等2個直轄省級特别区。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則管轄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個与察南[注 13]、晉北[注 14]兩政厅,並先後設立厚和包頭張家口等3個特別市,合計10個省級單位。

1940年6月20日,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1次會議決定對南京特別市政府實行“改組”,並定為“首都”。

政府

1940年[6]

军事

南京国民政府(汪)“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

由於日本方面反對汪精衛建軍,因此只得接收“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所遺留之伪军,將“維新政府綏靖軍”任援道所部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改編為所谓“南京和平建國軍”,後又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顧問影佐禎昭移交“華北治安軍”計七個旅和一個團。

南京和平建國軍”直轄6個方面軍(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魯蘇戰區新編第一師師長,1943年1月18日,率所部約4萬人在山東沂水地區投汪,被編為“山東方面軍總司令”,7月29日改稱“第三方面軍總司令”,並任命“山東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為“副總司令”,郭受天為“參謀長”[5]:891;第六方面军孙殿英:冀察戰區新編第五軍軍長,1943年4月被俘投汪[5]:891)及4個“綏靖公署”;“華北治安軍”則最高曾轄有14個集團軍;“蒙疆”的“蒙古軍”最高曾轄有10個

1940年,汪伪当局的伪军總數8.8萬人,而到1945年春已擴大到40餘萬人[7]。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軍”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收编。[8]

外交

1943年,汪精卫东京会见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东条英机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伪“外交部”於1940年3月成立,“外交部長”由褚民誼兼任[9],並派大使到各歐洲軸心國成員作領事。

1940年8月31日,日本帝国与汪伪政权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1940年12月10日,汪精卫派“特使”、“外交部长”徐良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

1941年1月和8月,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互派大使。1941年7月1日,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与汪精衛國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夠北上進攻蘇聯。以德意兩國為首的欧洲轴心国匈牙利王國羅馬尼亞王國保加利亞王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獨立國亦在当天承認汪伪政权,而西班牙國丹麦保护國政府8月初也承认汪伪政权[10]

1941年11月22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随后泰国日本的其他傀儡“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缅甸国”“菲律賓第二共和國”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权。1942年意大利试图强迫梵蒂岡教皇承認汪伪政权,但庇護十二世沒有這樣做。

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對宣戰[11]

相關影視作品

注釋

  1. 1944年2月1日由蘇淮改設
  2.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陝鄂皖邊區改設
  3. 1944年2月1日由蘇淮改設
  4.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陝鄂皖邊區改設
  5. 1939年4月20日成立武漢特別市,後改名為漢口特別市;1943年10月19日降級改隸湖北省
  6. 1939年7月1日成立,原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1943年3月6日交還
  7. 1942年5月28日設置
  8. 1941年11月設置
  9. 1942年1月24日設置,後改為淮海省
  10. 1941年11月以前
  11. 1943年11月23日設置
  12. 1944年7月設置
  13.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宣化省
  14.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大同省

参考文献

引用

  1. 1.0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傀儡篇.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204-07822-5. 
  2. 楊克林、曹紅. 《中國抗日戰爭圖誌》. 廣州: 廣東旅游出版社. 1995年1月. ISBN 7805215413. 
  3. So, Wai Chor. Race, Cultu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wers: The Views of Chinese Collaborators. Modern China. 2011-01, 37 (1): 69–103. JSTOR 25759539. 
  4. 蔡德金. 〈汪精衛國民政府始未末〉.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 
  5. 5.0 5.1 5.2 5.3 5.4 5.5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 (编). 《抗日戰爭》第六卷.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7. 
  6. 1940年《新支那现势图》(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发行)
  7. 左史. 〈汪偽軍事機構及偽軍概況〉.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8. 和平建国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2011-04-21 [2017-01-17]. 
  9. 施宣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 档案出版社. 1987. 
  10. 周惠民. 德国对“伪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05年5月, (第23期). 
  11. 梅定娥. 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妥协与抵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01-01. ISBN 978-7-5317-3615-8 (中文). 

来源

书籍
  •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John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Frederick W. Mote, 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Joseph Newman, GoodBye Japan (references about Chinese Reformed Regime), published in New York, March 1942.
  • Edward Behr, The Last Emperor, published by Recorded Picture Co(Productions) Ltd and Screenframe Ltd, 1987。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Battle Hymn of China.
  • 蒋纬国, How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gained the Chinese-Japanese eight years war, 1937–1945.
  • Alphonse Max, "Southeast Asia Destiny and Realities",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5.
  • Jowett, Phillip S., Rays of The Rising Sun, Armed Forces of Japan's Asian Allies 1931-45, Volume I: China & Manchuria, 2004. Helion & Co. Ltd., 26 Willow Rd., Solihul, West Midlands, England.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