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

  “国玺”重定向至此。关于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市镇，请见“索城”。

太平天国玉玺

玺是帝王用以署名的印章，武则天以后则多以宝名之。“玺”字的由来是秦始皇以和氏璧（一说是用蓝田玉）制造玉玺，玺为印记之意。古时不少国家的君主均有专用的印章为印记，其中又以秦始皇的传国玺最为知名。现代也以“玺”称呼国家使用的印章，称为国玺。

中国

秦、两汉、新、魏、西晋、前赵、东晋、宋、南齐、梁、陈、隋、唐、后梁及后唐各朝沿用秦始皇之传国玉玺，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和氏璧制造，其中在王莽篡汉时，曾向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索取传国玉玺，王政君非常愤怒，便将玉玺取出摔砸于地，为此传国玺还碎了一角，虽然日后王莽以黄金补上缺角，却仍看的出摔碎的痕迹。传国玉玺在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失踪。

在宋朝以前，皇帝通常也同时沿用秦朝乘舆七玺的制度，即在仅用于礼仪场合的传国玺外，另作皇帝日常办公用玺六方（皇帝之玺、天子之玺、皇帝行玺、天子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信玺），重大礼仪时与传国玺一道作为礼器同列于御座御舆之前，象征皇权至上。惟唐初失传国玺，唐太宗另作一方宝玺代替，后复得传国玺，则自作宝玺易名“皇帝神玺”，传国玺称“受命玺”，与皇帝天子六玺合为乘舆八玺。五季纷扰，玺制混乱，至宋，皇帝就只用三方宝玺，一方为礼仪用玺受命宝（传国玺此时已失踪，该玺为自作），另两方为日常办公所用的“书诏之宝”与“天下合同之宝”。宋徽宗时虽复活乘舆八玺之制，但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除了那方被认为是秦传国玺的新受命宝外，又另作定命宝、镇国神宝等，建炎南渡以后又作大宋受命中兴之宝等，是为明清宝玺泛滥之滥觞。

在宋朝时，有民在田地中掘出传国玉玺，被宋廷认为是秦始皇所制传国玺，乃列入徽宗乘舆八玺之列，但时人有认为其为伪造。后金国夺去此传国玉玺，传至元朝。元亡时被携往北方，明成祖北伐时蒙古曾献国玺，但明成祖发还蒙古汗准其使用，照此判断应为伪物或新造之物，满清征伐蒙古亦得此玺，因而称帝，但后来亦被乾隆帝判为伪物。明、清两朝即大量制作玉玺以减轻传国玉玺的重要性。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制玺十七方，嘉靖年间再制七玺，称二十四御宝，由尚宝司官掌管。清至乾隆时藏宝三十九方，高宗选定其中二十五方作为正式国宝，称清二十五宝。

太平天国时，天王亦造了一个新的玉玺，天王玉玺是用青玉制成，正方形，边长20.4厘米，高2.7厘米，纽高7.4厘米，纽背刻有云纹，纽侧刻双凤朝阳纹。玺文四周，上刻双凤朝阳纹，左右刻龙纹，下刻立水纹。玺文用宋体正书阳刻，共44字。玺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正中为“天父上帝”四个大字，竖读；两旁为“玉”、“玺”两个大字，又“太”、“平”两个小字；小字“太”的外面，有“恩和”两个大字，竖读；小字“平”的外面，有“辑睦”两个大字，竖读。下部为四言八句，自右至左，依次为“永定乾坤”、“八位万岁”、“救世幼主”、“天王洪日”、“天兄基督”、“主王舆笃”、“真王贵福”及“永锡天禄”。太平天国这枚玉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末新政时模仿西方国家用木质国玺（相对于君主个人之印玺）的习惯，刻了大清帝国之玺等四方国玺，印文仅有汉文。但似乎不曾使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北洋政府曾刻制“中华民国之玺”作为国玺，至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重制新玺，于1929年双十节启用。国民政府另一国玺“荣典之玺”，于1931年7月1日启用。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筹划和研制国印等工作。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确定后，国印印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也随之确定。10月27日，政府印铸问题最后讨论稿上交，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批后，国印交付刊铸，31日镌刻完成并上交使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后，此印上缴国务院。1959年5月，国务院秘书厅将国玺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该印边长9厘米、厚2.7厘米、柄长10.9厘米，方形圆柄，铜胎镌字，字体为宋体、繁体字、右起直写，印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此印最大特点为采用宋体字，与民国及帝制时代国玺多用篆文不同。

日本

日本天皇御玺玺印（模拟图像）

日本天皇亦有使用玺作为署名盖印，称为“御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另命篆刻家小曾根干堂雕刻国玺，取名为“大日本国玺”。

参见

• 清朝玉玺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